私刻的主体多是士人学者，所刻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、宅名或书斋名等。他们刻书多是出于崇尚学问、推广文化、传播知识而非贏利。因士人学者或亲自校勘，或延聘专家代劳所以校刻精审，图书质量较高，为当时及后人所重。

私人私宅刻书，唐五代时已发其端，如唐懿宗咸通九年(868年)王玠为二亲祈福而雕印普施的《金刚经》，五代毋昭裔刻印的《文选》《初学记》等，都是唐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。

宋元时期，私宅刻书相当普遍。宋代穆修首次刊印的韩愈和柳宗元的全集、廖莹中世彩堂所刻的《九经》、黄善夫家塾本《史记集解》，元代岳浚刻印的《九经》、张存惠晦明轩刻印的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等，都十分有名。

明清时期，全国私刻大盛，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，总的看已超过官刻。官刻不重视的子部与集部之书，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注释之后，再由私家刊刻，传承至今。

私家刻书中，大部头丛书的刻印饶具特色。丛书始于宋较早的有宋代俞鼎孙、俞经辑刻的《儒学警悟》。迨至明代，有《汉魏丛书》《唐宋丛书》《格致丛书》等的编印。清代很多学者和藏书家加入丛书刻印的行列，丛书出版蔚为大观。著名的有鲍廷博《知不足斋从书》、吴骞《拜经楼丛书》、卢文强《抱经楼丛书》阮元《文选楼丛书》、黄不烈《士礼居丛书》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、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