坊刻的主体是书商。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。唐代坊刻已经相当普遍，遗存下来的实物中，有“成都府樊赏家”“龙池坊卞家”“西川过家”等刻印的历书和经卷。目前已知的坊刻图书中佛经最多，历书、字书、韵书、占梦书、相宅书等民间用书次之。

南宋时期坊刻有很大发展，出现了若干著名坊肆，如建阳(今福建南平建阳区)余仁仲的万卷堂、临安(今浙江杭州)陈起的陈宅书籍铺、临安府太庙前的尹家书籍铺等。宋孝宗淳熙(1174—1189年)初，临安书坊印行的《圣宋文海》多达120卷，表明当时的书坊已开始刊印大部头图书。南宋时期，我国已形成三大坊刻中心—两浙坊刻(主要集中在杭州和金华)、福建坊刻(主要集中在建阳)、蜀中坊刻(主要集中在成都和眉山)。

元代的坊刻主要集中在平阳(今山西临汾)、建阳，其刻书之盛，较之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建阳沿袭宋代刻书风气，仍为书坊聚居之地，刻书最多。建阳崇化坊余氏勤有堂、麻沙镇刘氏南涧书堂、刘锦文日新堂、虞平斋务本堂、郑天泽宗文书堂、叶日增和叶景逵的广勤堂，均历史悠久。现存元代坊刻书籍多半是这几家的刻本。从内容上看，元代书坊刻印医书开始增多，仅建阳余氏勤有堂就刻了《太平惠民和济局方》《新编妇人大全良方》《普济本事方》等多种医书，燕山窦氏活济堂乃是专门刻售医书的书籍铺。

明初由于取消了书籍税，建阳、南京、苏州等地不少老字号书坊得以发展并长期延续。仅以建阳为例，郑氏宗文书堂开业近300年，刘氏日新堂近200年，叶氏广勤堂和杨氏清江书堂也都有100多年的历史。早在宋代就以刻书而名扬海内的余氏，到了明代又有数十人同时从事刻书业，其中以余象斗的三台馆和双峰堂最为著名，所编刻的《西游记》《列国志传》《三国志传评林》《水浒志传评林》《东西晋演义》《西汉志传》等书行销甚广，刻本至今犹存。明代刻坊分布广，刻书数量大。

除建阳外，南京、苏州、吴兴、徽州、杭州、北京都是书坊的集中之地。南京的书坊大多位于三山街和太学前，可考者有50多家，其中以唐姓书坊为最多。万历年间，唐姓各家所刻经书医书、文集、尺牍、琴谱和戏曲、小说等达数百种。

清代的坊刻业更为兴盛，坊刻数量甚大。北京、南京、苏州为刻书最多的三个地区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，琉璃厂、隆福寺等地书坊林立。北京的书坊，有的以贩卖为主，有的兼营雕版印行，其中的老二酉堂是明至清末历经数百年的老店。

书坊刻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所刻书大都是四部经典的名家注本、科举程式用书、医书、各类名家名著的选本、通俗文学读物等；形式上多为小字本、巾箱本、互注本、插图本。这些书籍问世后，往往能迅速进入社会，广泛流传，发挥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。古人在书目、题跋或相关笔记中，常常把坊刻本称为“通行本”，从中正可看出坊刻本在古代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。

中国历史上出版技术的发明和革新，大多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。诸如雕版书籍版式中书耳的运用，正文、注疏、音义、释文合刊的编排方式，分栏、分版和花栏的创新，“绣像”(插图)本的出现，彩色套印和恒版、拱花技术的应用等，均首创于坊刻等民间出版活动中。可以说，历代出版商为出版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商人的经营能力强，但同时却又常为谋利而粗制滥造、弄虚作假。例如，“麻沙本”在版本学家那里，几乎成为“低劣版本”的同义词；冒称宋版元刻或名人编校者则不胜枚举。翻版印刷之事屡见不鲜，往往一书畅销，各坊群起仿印，增订详注出新本。其实，反对翻版的观念在宋代就有了，《书林清话)二“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”一节，说得很详细。明末清初的摩渔，在杭州刻印自己创作的小说、戏曲，很是畅销，但他的书在南京、苏州经常被翻印。为了阻止翻版，李渔将全家从杭州搬到南京，还到苏州求过地方官，结果都没有用。翻版问题不能解决，书商负有重要责任，此外还有缺乏相应法律环境等社会方面的原因。